規范信用修復，為信用改善者提供“退路”，既是完善失信“黑名單”制度的應有之義，也是確保失信懲戒法治化的必然要求。

　　失信“黑名單”制度，近年來已為公眾所熟知，但如何退出失信“黑名單”，在現實中仍充滿不確定性。據新華社報道，近日，為了鼓勵和引導不良信息主體主動改正違法失信行為，消除社會不良影響，浙江省發改委出臺了《浙江省公共信用修復管理暫行辦法》，包括信用修復的條件、信用修復的程序、履行責任等內容。

　　其實，信用修復并不算浙江的“首創”。2017年11月，國家發改委、央行聯合發布的《關于加強和規范守信聯合激勵和失信聯合懲戒對象名單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即明確提出，要結合實際建立有利于失信主體自我糾錯、主動自新的社會鼓勵與關愛機制，支持有失信行為的個人通過志愿服務、社會公益服務等方式修復個人信用，信用修復與糾正失信行為、信用承諾、信用修復培訓相結合。

　　從國家發改委、央行聯合發文，到浙江等地的跟進，這釋放的是一種積極信號：失信“黑名單”制度建立后，信用修復也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和重視。

　　失信懲戒，只是一種手段，其根本目的還是為了修復信用。在這方面予以規范，要體現失信“黑名單”制度的彈性。被納入失信“黑名單”的主體，只要法定責任和義務履行完畢，相關行為的社會不良影響基本消除就可以完成信用的修復。這實際上是懲戒失信、獎勵守信的內在要求。有進有退，才能幫助更多人明晰守信與失信的邊界，失信懲戒也才能體現價值。

　　同時，這也是對相關主體合法權益的必要保護和救濟。涉及限制和減損第三方權利的懲戒，本就是一件嚴肅的事。如果只有懲戒而沒有對應的“救贖”激勵，制度的公平性就存疑。所以，規范信用修復，為信用改善者提供“退路”，既是完善失信“黑名單”制度的應有之義，也是確保失信懲戒法治化的必然要求。

　　像浙江這樣出臺公共信用修復管理辦法，明確信用修復的條件、程序和責任等，之于保障社會對信用修復的可預期性是一種務實的探索。但是，也不能低估信用修復的現實復雜程度。

　　當前現實中的信用體系建設，總體上仍是強調信用懲戒多、修復少。其中一個突出表征就是，失信行為的認定主體與納入失信懲戒體系的行為，似乎越來越多。如法院、金融部門等有認定“老賴”的辦法，一些地方政府或相關部門還將行人闖紅燈、遛狗未牽繩和火車“霸座”等都納入了失信懲戒范疇。

　　在此語境下，失信懲戒領域也出現了一些不規范現象。如中國新聞網報道，“按不良記錄的條數來收費的，一條從幾百到上千元(人民幣)不等”，信用“洗白中介”應運而生，而有“洗白中介”本身卻涉嫌欺騙……林林總總的事實說明，建立明確的信用“黑名單”退出機制、明確信用修復路徑，很有必要。

　　有懲有獎，社會信用的激勵效應才能最大化。因此，信用修復，在一定程度上來說其實也是為失信懲戒體系打“補丁”。